文：馮程程／
完成了《誰殺了大象》的讀劇，隨即開始另一項艱鉅的勞動任務：整理Sarah Kane《驚爆》的粵語演出劇本。
這一個月以來的工作，是為角色找出一把可以用粵語的節奏和語感來呈現的聲音。過程中無可避免要對角色本身的文化設定以及香港的語境加以閱讀、對照和想像。男主角Ian常把一些詞語掛在口邊：wogs、pakis、coon、niggers……全都指向著他濃濃的排外情緒，種族歧視。他會調侃別人不懂說「女皇的英語」（正統英語）所以聽不懂他的吩咐；他看到城市被有色人種入侵覺得所有地方都變得臭氣沖天；他看不過眼這班人搞垮了他的國家所以要起來反抗；他認為自己才有資格做大英帝國子民，「嗰啲唔知喺邊度嚟嘅人喺度生咗仔就話自己係英格蘭人生出嚟根本就唔係英格蘭人喺英格蘭出世唔代表你就係英格蘭人。」讀著、譯著，我發現Ian早已活生生的出現在自己身邊，只要對照一下這陣子很多中港族群爭拗的言論，這角色的面目便不難在心中變清晰了。在這部戲的內容、風格和特色都或許變得太耳熟能詳的情況下，於是多了一個在地的角度去理解作品。
Ian所用的字眼針對幾個特定對象：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黑人。或許但凡是非白人的，對他來說都一樣次等。戲劇裏他的歧視因應英國的歷史和社會而出現了某種範圍和對象。近日一個女人在倫敦地鐵公然責罵身旁的少數族裔那條短片也真夠說明性。她說的「我以前在英格蘭生活，如今竟活在聯合國！」、「全都是他媽的外國垃圾」，不都是「很Ian」的對白嗎？狠毒的說話背後，在高舉種族融和的大都會光環消失的此際，誰不會想到是社會資源分配失衡的國家政策失敗？
Ian的取態並不是個人的事，至少劇作者並非意圖去對個人作出甚麼道德審判。這個角色是一個小報記者，他的取態與小報及背後的媒體操作有着莫大關係，再推及之，媒體在文化政治的角力上的位置與角色，它和當權者和資本力量的利害關係。戲劇的起點在某一個人，更大的批判卻在於制度和權力與利益集團本身。
Sarah Kane創作這部戲，正值九十年代的波斯尼亞內戰。她的初衷是想寫一對男女，寫一間酒店房內一宗強姦。在她開始寫作第一場戲的時候，有一天看到電視新聞，一個斯雷布雷尼察(1)女人對着鏡頭說，求你，請來救我們。那一刻對劇作者帶來了深遠影響，催生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驚爆》。她當時想，在列茲一間酒店房內的一宗強姦事件，跟在波斯尼亞正在發生的事，有甚麼可能的關係？換句話說，個人層面的仇恨、操控，跟有組織和大規模的殺戮有甚麼可能的關係？是種子與大樹的關係，劇作者說。「我相信一場戰爭的種子，往往早種在和平時的文明之中。」（“One is the seed and the other is the tree. I do think that the seeds of full-scale war can always be found in pace-time civilization.”）(2) 最後，她寫了五場戲，從列茲酒店房內一對男女的情慾關係開始，隨着一個炮彈毫無先兆地投擲下來，轟開了暴力和仇恨的血與骨，轟開了文明作為人性支柱的偽善與脆弱。而當我試圖從自己的文化中找出一個又一個辭彙去取代wogs、coon等這些字眼時，我便不禁要再三想像那些辭彙有可能成為甚麼恐怖事情的種子，而辭彙本身又是昔日甚麼種子所種下的果。
小住英倫時曾經看過一個以慈善為主題的電視遊戲節目。每次請三個不同性質和面向的慈善團體上來，先介紹他們的好人好事，如何需要盡快擴充服務，聲淚俱下，感動人心。接着，每個團體派一位代表，輪流參加常識問答遊戲環節，答得愈多，可以累積到的獎金就愈多。最後，三組之中只有答對最多的那一組才可以把獎金拿走。這個節目當然不會笨到把三個團體的善心來比較，看看哪一個最值得支持，最值得捧走獎金。於是一種最「公平」的方法出現了：用遊戲，一個公民要運用常識（和一點點膽識與運氣），為了他相信的慈善，挺身去比拼。大家咬緊牙關抓破頭皮去答題，答得不夠多的人在垂頭喪氣，錄影棚外無數個需要幫助的孩子殘疾者病者老人家在默默祈求答對答對答對。畫面的殘忍程度絕不比血肉橫飛遜色。
遊戲設計者知道，通過比較三個團體來決勝負，是極度敏感而且政治不正確的做法，正如我們會說，哪一個族群比較優秀和值得支持，是危險的民族和本土主義。遊戲設計者狡猾的地方是，讓參加者和觀眾投入到已定的遊戲規則來選出「優勝者」，抹走任何了解他們要上來爭取更多資源的原因──他們做着那項慈善是因為社會福利做得不足夠。到最後，每個團體都非常讓人敬佩，其中一組以公平的方法爭取到資源也就是天意了。下次請再參加，祝你好運。大家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更大的制度問題繼續存在，這個遊戲也就樂此不疲的玩下去。讀到劇作者說的「peace-time civilisation」，不其然就想起這個電視節目，提醒自己要小心，小心這種叫人不得不去回答一條又一條常識題，偏偏不去問為甚麼這個遊戲會出現的文明。
(1) 波斯尼亞戰事期間，斯雷布雷尼察在1995年發生了一次大屠殺。塞爾維亞一方將那裏的波斯尼亞克男子全部殺死，而事實上從92年起，有組織的種族清洗罪行已經出現於該處，而波斯尼亞克女子則慘被強姦，然後被囚禁，被迫誕下孩子。
(2) Graham Saunders (2002), Love me or kill me – Sarah Kane and the theatre of extre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