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健/
這個鬱結已在我心裏裡積壓良久，且大有漫延之勢：我幾已無法為任何一齣剛看過的劇，平心靜氣地寫一篇劇評了。因為思考的責任，或者說是思考的強逼症，不斷逼迫着我，要我的思路從那齣劇的內部急速伸展到一些龐大得多的問題上，那絕不是兩三千字的劇評文章所能駕馭的。甚麼龐大問題呢？譬如說，何為「劇場性」？何為「表演性」？某位香港劇場藝術家的終極關懷是什麼？香港劇場有何困境？又有何出路？諸如此類。乍聽起來，這些問題都大得令人嘔吐，而我又總是常常不自量力，逼著自己不斷寫那些兩三千字的文章，企圖回應一下。
沒有多少人會真心相信，單靠「兩三千字」就能解答那些大問題。因此我寧可相信，在坊間久不久便被刊載出來的這些評論文章，絕大多數都是應約之作。當報刊文化版要做甚麼年度回顧、有人要編甚麼戲劇論集、又或者是有團體要搞個甚麼戲劇研討會的時候，像我這類經常被邀稿的「劇評匠」就逼得要翻箱倒篋，在截稿之前找回演出資料、重讀新舊劇評、有時還得在短時間內狂啃戲劇史和戲劇理論的雞精書，六壬扭盡，還不過是為了寫那些「兩三千字」。最後即使賺回稿費，也真是「背脊骨落」，難以下嚥。
我也從來不是那種人，會去計較那一元半角的稿費。如果創作需要真心，那麼評論也是需要的。但這並不代表我不應該去計算做評論的回報。初寫劇評的時候，總聽得前輩告誡：寫評論不同寫觀後感，是要做足功課的。直至今時今日，這類說法依然被反覆引述，幾已成為我們這些「劇評匠」的金科玉律。可是，我卻從沒聽說過，要做多少功課，才叫「做足功課」。例如，如果我要看一個劇團演《四川好人》，對布萊希特戲劇理論有一些掌握，自然不可缺少。但這「一些掌握」到底是多少呢？只讀了場刊的幾百字簡介足夠嗎？讀過幾篇研究布萊希特和《四川好人》的雞精論文夠不夠？還是起碼要把他的主要論著和劇作都細讀一兩遍，才算對得起我要寫這篇《四川好人》劇評的目標讀者呢？
上月看了鄧樹榮執導的新作《打轉教室》，本來可評的亮點很多，我卻最終沒有寫文章，只在facebook上留言幾句，聊表心意。回想起來，如果當初真的要寫一篇劇評，我又需要做多少功課呢？要找回《帝女花》、《菲爾德》和《泰特斯》的舊劇評來讀嗎？要重讀一遍《合成美學：鄧樹榮的劇場世界》嗎？找一本梅耶荷德的著作集來精讀一遍需要嗎？甚至facebook上有朋友留言，說《打轉教室》的表演性跟香港電影電視的興趣有關，那麼，這又是否表示我需要去修一個電影電視系的學位，才能寫好這篇劇評呢？ 
那當然是說笑而已。不過facebook上朋友的意見，卻又不見得沒有見地。問題只是，到了甚麼時候，我們才有精力去認真研究一下，這表演性跟香港電影電視到底有何關係，而不是僅僅在那兩三千字甚至更短的劇評文章裏略提幾句？那筆稿費之所以「背脊骨落」，並不是因為算出來的每字稿費太賤，而是稿費從來都覆蓋不了在寫劇評之前所付出的剩餘腦汁。換一個說法，就是我們到底為了賺這筆稿費，平白浪費了多少值得深入鑽營然後大書特書的好題材呢？
其實我對自己這重鬱結的根源是一清二楚的：劇評已寫得純熟，但認真嚴肅的深度研究卻從未開始過。而更令人抑鬱的是，這原來並非我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大環境的狀況。很久以前就已經聽過一個說法：香港就是缺乏戲劇史的論述和研究，可是搞戲劇史研究絕不容易，因為現階段資料保存整理不全，輕率寫史是十分危險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有耐心，先搞好史料整理，留待日後使用。我一直以為，這個說法是滿有見地的，但後來我才意識到：那很可能只是一個藉口，好等像我這些有志寫史的劇評匠，無需捲入一個無底的研究黑洞裏，那是因為，馬一研究真正開展了，吃力之餘，也很可能因著「以偏蓋全」、「論證不足」等學術罪狀，而最終賠上了「劇評人」的聲譽。於是，我也只有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和別人，繼續追趕那些兩三千字回顧文章的截稿日，繼續用那些空洞枯燥的修辭來回應那些龐大劇劇問題，繼續把那些整理好和未整理好的史料，「留待日後使用」。
還是不多說好了。否則的話，可能連這篇文章的稿費，我也嚥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