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晶晶／
陳炳釗先生強調自己不是一個教徒，但救贖和覺醒卻一直是他很感興趣的東西。從他的作品來看，他其實比很多教徒都更清晰，更有承擔，更圓融。他說他很多時候在尋找平衡。這平衡讓他的作品有了攝入人心的力量，溫柔而有力量，幽默又不失思辯，悲壯裏有希望。
看《十七個可能與不可能發生在2012的戲劇場景》（2011年11月，於廣東現代舞團小劇場），一種感動產生。他很關注社會的各種事件，但並沒有透露出絕望、偏激、憤恨等，而是理性地在作品中尋找解決辦法，積極探尋在舞台上發聲、行動的可能性，重新定義可能存在的東西的輪廓。其中最關鍵的還在於對存在條件的改變。要行動。
作品裏關於「反抗」、「革命」的字眼在慣常的思維裏，似乎是叫人流血送命無比激昂，但他的冷靜帶給我們另外的可能性。借着2012年的話題，他披露着現實社會中不合理的、瘋狂的事，不論是否會在2012年超出負荷，不論各種行動下產生各種可能與不可能，他借機讓人反省，讓人去思考怎樣才更有可行性。極端的抗爭並不利於事情的解決，甚麼都不做，同樣可能越來越糟。後現代社會應該對革命有新的定義。一個人做不夠，不容易被關注、被聽見。群體怎樣做又更有效？
作品中多處顯現辨證的視角：悲中有喜，喜中有悲；微小人物的行動，群體性救贖；溫柔中有狂熱、力量；隱藏是為反被注視，被聽見；可能發生，又不可能發生；引起革命發生的革命，並不是真的流血革命。他講人們口中的末日年2012，但並不是宣揚末日論。看似沒有立場，其實很有立場。他說：「發聲、行動的人好可貴。」不過他又說，他不想立場在劇裏體現的太鮮明，所以他也有一些平衡的設置。比如對行為藝術家的行為提出一點置疑等。恰好又促成一個合理的表現。
圓融的東西講出來容易陷入說教，乏味。融入太多現實的內容也會影響戲劇的想像空間。這在陳炳釗先生的作品裏沒有任何問題。
他敍事方式獨特，舞台上佈置了多個場景，隨機變換用途，讓人在虛幻現實中游走，卻一點都不會被弄得暈頭轉向，反而有歷經魔幻境界的過癮。他不會一開頭就把出現在劇裏的晦澀難懂的詞和奇怪的場景解釋清楚，而是在一個個戲劇場景中層層帶出。還沒等到觀眾著急，疑惑開始慢慢被解答，觀眾會發現這些奇怪背後簡單的含義，琢磨出墨西哥、沙漠、城市、瑪雅原住民起義軍、2012、1Q84、2Q12、行為藝術、東方瑪雅人、東方城市裏的普通家庭等等之間的關聯。當然，每個觀眾會有不同層次的理解。
他多部作品關注消費主義。這不，他還把「2012」弄成房產專案，讓消費、末日、反抗等元素產生戲碼，不得不佩服他的創意頭腦。他把敏感事件讓角色在劇中編故事的方式呈現，講完之後，某角色來句提醒「不要太露骨」。所編故事是否真實，是悲是喜，觀眾自在爆笑後有判斷。
演員的表演功力亦為作品添彩。有些場景的表現手法是刻意的表演主義。這並不造作，而是從表演中產生一種效果，出離的狀態、臆造的錯覺讓類現實顯得娛樂、滑稽、諷刺。
劇中，陳導選擇兩類媒體作為事件傳播的媒介——電台和新聞電視。電台講Marco去沙漠，去墨西哥尋找真實村的故事，不自覺渲染出令人安靜感動的氛圍。孤獨、堅定、勇敢、迷惘、深思，那樣熟悉，就在我們體內的某處。而當資訊從電視中傳送出來，多少顯得搞笑、聒噪、華而不實，亦有披着「理性」、「創意」的皮的「冷漠」等等。電台是舊事物，是更簡單更真實的，電視佔據了大部分人的生活，娛樂性更強，更浮躁、複雜。選擇電台，陳導說：「這是懷舊情緒，是想找到那種簡單、真實的感覺。」Marco的故事適合在這裏講述。電台和電視的對比無形中增添了戲劇情緒的立體感。
正如他選擇電台這樣安靜的情感媒介，他也是感性的。他的視角在大的社會環境，同樣在個人身上。這讓作品中的情感更真實，更貼近，容易產生共鳴。準備改變的「小艾」推開門望出去的時候，我的眼淚流下來。為她，也為艾艾，為Marco而流。走出去並不容易，但他們走出去。艾艾關於2012的行為藝術受到的評價雖然褒貶不一，但至少被媒體關注過。當然她所產生的力量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且看她的可能性。「為什麼很多行動瞬間被遺忘」也是陳炳釗在思考的。Marco面臨了很多，被指責，被認為是異類，經歷惡夢，等等，他都義無反顧去尋找他想要的。他是勇者，這勇氣在於身體的行為，更在於心靈的承受。Marco的偶像是「副司令馬科斯」，他起名Marco，與馬科斯之間少一個「s」（英文裏的複數表示），讓人不禁聯想Marco的「革命」也許並不滿足於在他個人，至少他有過關於群體性的思考。
陳炳釗先生創作這部作品也是一個行動。他探索在舞台上發聲、行動的可能性，挖掘劇場更大力量的可能性。他說，他並不排除個體修行所帶來的心靈力量，但他認為真正的覺醒和救贖應該是群體性的。這需要更大的勇氣。誰都不知道會否有群體為之努力的一天，但不試試，永遠不知道。他無形中展示了他在劇場裏的使命感，讓藝術有了超越的可能。
這樣的探索不那麼容易完結，現在只展示了11個戲劇場景。等待後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