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小說改編﹕香港被滅族的恐懼 《西夏旅館》在劇場

(轉載自明報)
文:林慧遠/

滅族,可以血流成河,也可以無聲無息。構成族群的是血緣,也是語言、文化、歷史、制度,以至集體記憶。台灣著名作家駱以軍《西夏旅館》的滅族,是蒙古對西夏黨項的屠殺,也是國共內戰時由意識形態而起,以至人民操同室之戈,國民黨流落寶島成為無根外省人的悲歌。香港編導甄拔濤將之置於劇場,滅族所暗喻的,更是香港族群被滅之恐懼。

駱以軍去年以《西夏旅館》獲香港浸會大學頒發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簡體版即將在國內發行,獲眾讀者及媒體翹首以待。駱以軍本年獲浸大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為2011年駐校作家,於3至5月期間舉辦一系列文學活動,而與香港文學館工作室、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於4月30日合辦的「駱以軍小說在牛棚」,就是其壓軸好戲。本來只演一場的45分鐘劇目,更因火速爆滿而加開學生專場,但即便如此,眾多想一睹好戲的讀者最終仍一票難求。

本土文化的消亡徵兆

《西夏旅館》以迂迴獨特的文字與詭譎多變的意象見稱,要將著作改編實是向難度挑戰之舉,故場刊中編導甄拔濤也以他自己一篇〈對駱以軍,捱打〉的文章選段作介紹。不過最有趣的,還是要數文中關於香港會否死亡的討論﹕「愈深入《西夏旅館》,是愈有共鳴的。那是來自,目睹土生土長的文化漸漸滅亡的處境。97 前,香港會否死亡,不但港人關心,更成為國際焦點。回歸幾年,民生、經濟表面上沒多大改變,死亡與否好像變得不是問題了。但,我們不會陌生的,是這些年來,要維護我們相信的價值有多艱辛(如言論與集會自由)。對我來說,回歸以來,死亡的陰影從來沒有淡下來。所以,在《西夏旅館》中,西夏人及台灣外省人被滅的恐懼,不是與我無關的一種情緒,更多的是被迫到天涯海角,遇上另一個落難者時的相濡以沬。」於是乎,甄拔濤在牛棚劇場裏所展示的,一如他自己所說,「是一個懷着被滅族恐懼的人,理解另一個被滅族者的過程。」

將新移民標籤為「蝗蟲」的言論近日甚囂塵上,由反對財政預算案向新移民派錢,至想盡辦法杜絕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都反映出香港族群源於自我保護機制的躁動、不安與神經質。但這種着眼於物質方面的過敏反應,很可能是族群更深層次恐懼所浮現出來的徵兆。

族群之形成在於擁有共同的血緣、語言、文化、宗教或祖先,而被其他人或自己認為是構成獨特社群的一群人。香港是移民城市,匯聚眾多族群,但自 七八十 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始,便逐漸形成相對穩定的香港人身分論述,其中又以透過媒介塑造集體認同與想像,構成香港各個不同族群的熔爐式同化,即不同族群之間透過長期的相互磨合形成一新族群(A+B+C=D),新族群是眾舊族群文化的有機連結,如港式茶餐廳就是其中一例。新族群又以建構「他者」來確定自我獨特的身分,1979年《網中人》中「阿燦」之論調即便如此。但自 1984 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以降,這剛剛才形成的新族群,卻面對着一種由上而下的教化式同化的恐懼,即族群將受單一主導且強勢的族群文化所吞噬(A+B+C= A),所以 97 回歸前後大家都很關心香港行賄受賂情況有否轉趨嚴重。

族群強調的是文化性,而民族強調的是政治性。香港這種被滅族的恐懼,除了源於族群文化的滲透式蠶蝕,更是民族政治的高壓式控制,即其身分因文化、價值、制度的地動山移而被擠壓變形,誕生成像以方式模具生產的正方形西瓜,而這正方形西瓜又逐漸遺忘其本相,並相信西瓜本身就是正方形的一樣。「一國兩制」,其實就是承諾香港不會被滅族,從法制、香港居留權身分、私有財產、言論結社集會自由等方面,保證香港族群的獨特性得以被保留,而透過這種文化「保育」,香港才能於面對13億人口的龐大民族時,不至於頃刻消亡。可現在有目共睹的是,「一國兩制」已漸漸走向名存實亡之境,香港滅族的歇斯底里徵狀繼而愈趨明顯。

沒人能殺死死亡本身

面對駱以軍《西夏旅館》的非線性敘事,甄拔濤以新文本方式改編,放下慣性的故事邏輯,強調意象、文字傳達的情緒感覺,例如部分場次的對白其實並無指定角色,最後的第六場更找來駱以軍、馬家輝、潘國靈、鄧小樺等一起讀劇。甄拔濤說選擇以新文本方式演繹,是因為新文本注重語言質感,較能突顯文字的分量,且不限於劇場藝術的框架,熱中於呼應社會議題,這兩點均恰巧對應《西夏旅館》的特質。

由於原著洋洋灑灑約46萬字,演出只得45分鐘,所以只能從原著抽取部分章節改編演繹。 甄拔濤指自己來來去去都走不出原著首百五頁的迷宮,且主要抽選的章節為〈夏日煙雲〉、〈洗夢者〉、〈美蘭嬤嬤〉、〈城破之日〉及〈鐵路〉。劇中起首的對白,是來自〈夏日煙雲〉中故事主角圖尼克低聲訴說的巨大秘密﹕「老哥,我不是這整個鋪天蓋地的漢人所描述、建構的世界裏的人種,我不在這個時間裏,簡單告訴你吧,我是這個世界上僅存的,最後一個西夏人。」

圖尼克最想做的,是「脫漢入胡」,尋回自己本源的獨特身分,故之他在連綿不斷的語言敘述中,不斷建構西夏旅館這個專屬他的魔幻異境,拼裝一個獨一無二無法繁衍後代的自己,做自己的父親。就如香港不斷透過創造和複述香港故事,及建構香港精神的論述來追本溯源,在兒子的一代去重新摸索描述父親一代的身世來歷,以保存和建立自我的身分。

可是,一切往往如美蘭嬤嬤這個飽歷風塵看盡世態的美艷老婦所言﹕「一整個文明,覆滅之後,如煙消逝,如夢幻泡影,如海市蜃樓,什麼都不記得啦。」可悲的是,沒人能殺死死亡本身,而一個消亡了的族群,他們的後代,將只能從仇敵的書本中去理解自己怎樣被描述。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明報>,2011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