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薇／
那是一九九二年，我剛考入中大新聞系，對新聞事業充滿憧憬，且覺得未來四年的大學學習能讓我成為一個有知識，有勇氣，對社會有承擔的新聞記者（這種 對新聞記者的觀感，來自六四時走在前綫的前輩）。但在正式開學前舉行的細O-camp（學系迎新營）中，就有一位教新聞採訪寫作的講師，對著全體四十多個 新生說，你們讀新聞系的好吃香，畢業後不一定要做記者，商界、政府部門等都會爭住請你地。我聽得既驚訝又怒憤：為何新聞系的教授不是以自己對這個事業的熱 誠，吸引後來者去加入他的行列，而是把人勸離這個事業，而理由是有更多前景更好的工作等着你選擇？
所以，當我看《奧利安娜》，很能理解Carol對教授的質詢：學生來到一間高等學府，是為了學到一些東西，獲得一些指引，追求某種人生價值，而教授 卻將整個高等教育過程嘲弄為一個刻意延長的迷惑過程，是一個騙局。也許Carol和當年的我，對高等教育的想像同樣過於單純，但如同Carol的迷惑被嘲 笑，我當年的憤怒也是來自自己的熱誠被嘲笑了。不同的是，我並沒有跑去跟那位教授理論，如果我有努力過，或許能像Carol揭穿教授的偽善般，也為這位講 師尋回多一點對新聞事業的熱情。然而，我選擇了沉默，而我找到了我的組織，那就是中大學生報，它令我與新聞系更若即若離。
但我和Carol的選擇某程度反映了我們的時代的不同。Carol的年代，高等教育仍是攀越社會階梯的重要途徑，她不獨向自己交代，還肩負着她來自 某個弱勢階層／社群的期望（這是Carol整個思想核心，將主導她後來的行為，然而，無心了解她的教授，就在她準備推心置腹之際，選擇了去接一個只關乎他 私人利益的電話）。我的年代，這個神話早已破滅，高等教育開始普及化，學額年年大幅增加，入學已不是神話，一張沙紙更不是美好前程的保證，學校要製造更多 學生，能進入大學的學生通常也都毫無難度地離開。我在中大學生報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讓我可以忽視我的老師，而Carol沒有辦法，她要躲避失敗，只 能讓自己找到能駕馭教授的方法，結果她借助當年最強悍的力量──女權主義，在教授與她的師生關係之外的另一重關係──男女關係做文章。雖然教授指出，這件 事的處理已脫離了兩個人正常有效的溝通所需要的基礎，但正如教授在全權行使教育制度賦予的權力時，所說的「我說你的成績是A，你的成績便是A」，當形勢逆 轉，當女權分子獲得所謂政治正確賦予的權力時，便變成「我說你是強姦，你便是強姦」，就手段而言，反抗者就是被反抗者的鏡像反影。在我的年代，完全政治正 確的事，愈來愈少。
在劇中兩敗俱傷的結局，Carol落入了教授所說的，若認定自己是受害者，最後也必定成為受害者，亦即是她最後自然自言那句：係啦，就係咁啦。不 過，教授卻沒有因為只要認定自己一定贏，就會贏，他親身證明了在他自己的主觀努力意願之外，還有單靠個人無法抵擋的外在局限與操制，亦讓人深切感受到他當 初面對來自弱勢階層、身不由己的Carol所說的那一番高談濶論，是何等缺乏同情心。而他當初無法感同身受、要Carol蔑視的（由白癡設計來考白癡的） 考核制度，最後亦令他自己身敗名裂。
看這個話劇，很難不當判官，去判定教授和Carol誰對誰錯。當然演繹者十分清楚馬密不是要寫一個明顯傾向任何一方的劇本，所以當首演時發現支持教 授的觀眾明顯較多時，重演便有意識地作出了調整，包括起用兩位演員交替飾演Carol，令這個角色不致過分被某種風格的演繹固定下來。當然，教授的角色亦 可以嘗試不同演繹，以致他看起來更多一點可能性。明顯地，這次演出效果顯著，支持雙方的觀眾平均了。不過，觀眾仍難免扮演判官角色，隨劇情發展，不斷搖擺 於兩者之間，嘗試去下個判斷。縝密的馬密，把這種判斷所隱含的爭議性也寫在劇本，他借教授的口說：justice，取決於一個快速的審訊，一個公平的審 訊。敎授的身敗名裂就是決定於一個快速但並不公平的審訊，而我們站在Carol和教授的哪一邊，也是一個我們對他們的快速審訊，而我們並不敢肯定自己對他 們的審訊是否公平。馬密提出的眾多議題：高等教育的意義、女權主義的政治政確性、教師對學生的責任等等，隨劇情發展，在Carol與教授的對質中某程度都 前後回應了，唯有對公義的看法，沒有進一步闡述，但卻在劇外留給我們餘韻萬千。
我那位新聞系的講師，不久後就好似因為學術著述不足而不獲學系續約，記得當時也牽涉到官司，不知道這個故事落在劇作家手中，會否也是一個好劇本？我 畢業後第一份報考的傳媒工作失敗了，我特意打電話給為我面試的周刊高層，詢問我不獲錄取的原因，她說我「頭巾氣」重。也許我不應太過怪責那位講師，他只是 太知道行情而矣，理想沒有市場。我至今仍未能成為一個有知識，有勇氣，對社會有承擔的新聞記者，而當初考驗新聞記者的良知，並彰顯了他們的天職的六四事 件，當初被一個快速的審訊披上污名，也至今仍未能獲得公平的裁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