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紹熙／
在媒體當道的時代劇場還可以做什麼？
原本戲劇模仿生活、反映生活，但到了今時今日，情況似乎變成了生活模仿戲劇、消費戲劇──當然，這裡說的「戲劇」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大眾媒體中出現的、甚至由大眾媒體所創造的「戲劇」，而非劇場中演出的戲劇。媒體作為一個核心已經以包天蓋地的方式滲透至生活每一個角落：我們通過電視劇及流行曲學習家長老師都不教的戀愛，我們愈來愈喜歡去關注明星及政經人物的幕後戲劇多於其台上演出，我們相信看了新聞就能緊貼「社會」、認識「世界」，相信螢光幕裡十多秒的街頭訪問片段反映了「一般市民」的想法……那麼，當如今大眾媒體已進佔了曾屬於劇場的主導地位，而且生活已成為媒體戲劇的延伸，劇場還可以做什麼？劇場的戲劇還有什麼可以呈現？
也許，處於媒體當道的資訊時代，劇場還可找來做的事，似乎還剩下兩種：
１）將這種徹底被媒體進佔的生活盡情地以濃縮的方式表現出來；
２）嘗試尋找並呈現尚未受到媒體「感染」的生活角落或人生時刻（如果還有）。
那麼，劇場借助其他媒體都不能替代的一項特質──即「通過（演員的）身體現場地展露於身處同一空間的觀眾跟前」──可怎樣做到這兩種可能性？
Gott ist ein DJ：讓「文本」跟「身體」和「媒體」產生化學作用產生「自由」
Falk Richter的Gott ist ein DJ（於今次的演出中譯名為《神級DJ》）可說是充分運用了劇場這項特質，去做到上述第一個可能性，甚至同時試圖觸及第二個可能性；而它之所以能做到這樣，是因為它使「文本」、「身體」及「媒體」三方面於劇場中同時相互配合──這是一個充分運用「身體」與「媒體」的「文本」。也即是說，這個精心佈局的劇本，並沒有單單在言詞及內容上下工夫，它更要求導演及演員去好好運用身體的現場狀態和媒體影像跟語言產生交疊與化學作用。
當然，劇作者所設定的基本故事情境，造就了這種可能性：Richter這個劇本設計了一個看似極端的處境，並塑造了兩個特別的角色置於其中，將資訊時代媒體入侵生活並將人蠶食的現象濃縮地化成一個故事；故事講述一對男女，他們曾是不俗的媒體工作者（一為DJ及音樂人，另一則為曾經紅極一時的VJ），但如今已脫離了「一般的」媒體工作，卻正在利用媒體、資訊消費乃至藝術的商業化（或藝術與商業的混然不分）來進行一個「將生活變成藝術品」同時「將這藝術品變成商品」的「告別演出」。總的來說，整齣戲的內容由三樣東西編織而成：
１）角色述說自己的過去
２）角色向我們講解關於這個life art project的事情（有時連繫他們的過去來說）
３）角色將life art project的一些片段／範例即場表演給觀眾看
一方面於故事內，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正在進行一個特別的「真人騷」，在自己的居所中裝上多部攝錄機，選擇性地將他們的「真實生活」拍下來通過網絡或藝術館向別人展露；另一方面於劇場中，我們得到另一個層次的體驗──我們現場親歷的是一個「關於『真人騷』的真人騷」，雖然劇本內容上沒明確交代，但觀劇過程中我們有時甚至會懷疑，這個「關於『真人騷』的真人騷」是否也是他們那life art project的一部分。也即是說，兩個角色不單合力演出一個真人騷，更同時在動搖、拆解這個真人騷，還有我們那種對真人騷感興趣的心態、以至我們依賴媒體資訊的習慣。通過這個「即場拆解真人騷的真人騷」，故事／劇情與現實、戲內與戲外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錯亂。
這個不按常規的作法正是此劇絕妙之處：觀眾由此進入了一個特別的脫軌狀態，陷入一種混亂；觀眾不單通過這種脫軌與混亂，突出地感受到媒體於日常生活中所造成的錯亂及真假混淆，更因現在這種脫軌及混亂而得到一種「自由」，去進行多方面的反思、感受和想像，對眼前一切進行各種可能的解讀──也許無人可以肯定哪一種解讀是正確的謎底，但由此而激發的種種解讀都是有意思的。
正因這個「關於『真人騷』的真人騷」要讓兩個角色在現場引介／拆解「真人騷」，所以它一方面於語言上善用了「對觀眾直接說話」的形式去模糊戲內戲外的界線，並同時運用演員身體所能發放的更多非語言訊息，產生多一層意義；而它另一方面在好些時候再加入即時轉播的現場錄像，讓我們清楚看到：儘管是「即時轉播」卻又跟「現場親眼所見」多麼不同，從而讓我們發現原來那擺出一副寫實姿態的「鏡頭」是多麼的「造作」或「狡猾」。
善用「含混指向」和「遊戲」去製造「錯亂」和「脫軌」的體驗
在這個手法的基礎上，Richter進一步運用了兩種主要的策略來讓觀眾進入無論於現實生活抑或於媒體中也難以達到的「異常狀態」。首先，於語言上他刻意製造並運用「含混的指向」（或「多重可能指向」），使我們很多時都難以分辨角色其實是在對誰說話──對觀眾？對台上另一位角色？對不知是否存在的神？對自己？抑或對自己心底某個／些揮之不去的他人？以整個戲一開首男主角那長達十五至二十分鐘的疑似「獨白」為例，在那種看來想說但又似乎不一定要說的、淡淡然又有點悠然自得的語調下，我們有時覺得角色想跟我們講述他的經歷，有時又覺得他只是閒著無聊在自言自語，有時又覺得他在間接把話說給在場的女主角聽…甚至有些時候我們聽著聽著，漸漸就連說話者也開始隱退於延綿流動的語言及背景錄像中，只聽見一把無定向的聲音在迴盪著…
第二個策略是「遊戲」。這個戲的主要部分，其實都是一連串跟觀眾玩的遊戲；當然，巧妙之處在於這些遊戲是多重的，一時間你根本難以搞清你在參與的即哪一種遊戲，要遵循的是哪一套規則，你憑著演員的狀態與態度所能確定的只是「一個參與遊戲的邀請」及「一種別太認真的玩耍氣氛」。過程中兩位角色玩了很多不同的遊戲，最常玩的是「扮演遊戲」（更準確說其實是「演『扮演』的遊戲」）：例如，當兩位角色向觀眾講解了他們那life art project之後，他們便立刻「表演」、「扮演」一段「真人騷」的範例給我們看──由於角色們剛剛向我們講解了一切，因此這一刻無論他們演得多麼認真、多麼投入、多麼寫實，我們仍會強烈意識到他們是在台上「做戲」；再加上很多時台上還有從台上某個角度以非常有電影感的手法拍攝再即時轉播於台上的錄像，我們更突出地看到當中的「造作」與「虛假」。可能更讓我們心寒的是，當我們多放一些注意力到錄像畫面時（在舞台上你隨時有自由去決定要集中看什麼），我們會感受到那些富電影感的鏡頭具有多麼大的威力，即使我們明知是假的，心中也會泛起各種情感的波動，也會覺得所看到的畫面很「美」甚至很有「詩意」、很「浪漫」…
另一個遊戲是「玩認真」（或「突然認真」）：過程中很多時我們會忽然覺得角色對我們或對另一位角色「認真起來」，似乎在說某種「心底話」，似乎在「控訴」或「吶喊」，但在前前後後整體的遊戲氣氛之下，我們又搞不清他們是否仍在「玩嘢」或究竟有多認真。例如女主角不時會跟男主角提起「跟他生小孩」的事，而且每次都是突然進入這個話題並剎有介事；可是，無論是男主角抑或作為觀眾的我們，一時間都分辨不了她的認真程度及真正意圖…當然，男主角也有可能是聽得出箇中含意但刻意保持「玩」的態度來迴避問題。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可見於戲的末段男主角藉著自己的心理評估報告憶述自己的悲慘童年，我們一時間也搞不清這些記憶有多真實，而他說這些話時又有多真誠；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女主角不斷試圖迴避他這個話題。
也即是說，很可能其實角色一直在跟觀眾及另一個角色在玩「迂迴吐心聲」的遊戲，通過種種曲折的晃子，他們其實是在坦露內心世界，是在尋求聆聽和溝通，但卻又因為某些顧慮──又或者只是習慣──而不得不迂迴曲折、吞吞吐吐，像在跟對方「打游擊」似的。
通過劇場於媒體時代找回「人」及「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雖然劇作者狡猾地運用「含混指向」並跟我們玩了很多「遊戲」，從而製造「錯亂」與「脫軌」，亦通過角色的說話內容提及了不少有關媒體與文化的議論，可是筆者認為這個戲更巧妙、更感人的地方，在於Richter在使出諸多把戲與技巧之後，他要通過劇場重新突出的是「人」；隨著戲的展開，我們看到男、女主角似乎是在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去嘗試接觸對方的心、跟對方聯繫（例如男主角送給女主角的音樂錄像），甚至向對方展露自己內在的脆弱及對對方的渴求／重視。讓人震撼的是，當劇作者用了各種手法去呈現媒體那無孔不入的天羅地網、大眾的變態心理、已被扭曲／揸乾的人性等等之後，他讓我們看到人對跟他人接觸、連結的單純渴求──甚至更簡單地說，是對「愛」的渴求──依然存在，而且讓我們感受到那是一種來自心底的遙遠呼喊，彷彿聽到自己以及每個人剛出生時那哭喊的聲音；而令人感動的是，Richter讓我們看到在複雜混雜的世界中，兩個（脆弱的）角色如何（重新）找到他們之間的連結──當用了兩小時左右來交代（並展演）他們的life art project並於過程中對媒體文化作出了諸多批判之後，當兩個角色迂迴地用各種晃子向對方表達了自己的不滿、空虛、渴求和傷痛之後，戲竟如下作結：
她：Come on，我地瞓喇。
……呢啲唔係新嘢。
他：但又係新嘢。
她：呢啲嘢唔係真嘅。
他：但又好真實。
……仲有呢？
她：唔知。
他：唔係？
她：唔係。
他：真嘅？
她：我唔知。
他：唔係？
她：I love you
他：我知。
她：多過所有嘢。
他：所有嘢？
她：為左你我可以割所有人嘅喉嚨、破壞所有嘢、再發明所有嘢、重新發現所有嘢、重覆所有嘢、抄所有嘢、所有嘢、所有嘢、所有嘢…
他：仲有呢？
她：仲有咩？
他：個仔？
她：咩仔？
就是這樣，不單戲中之前提到的種種過去、批判、還有真假難分的事，都在這一刻都變得不重要，就連女主角一直看似很執著的事情──跟他生小孩──也在這個彼此連結、互相依偎的永恆時刻變得不打緊了。我們看著這對男女在床上相擁著安靜地入睡，世間種種紛亂、鬥爭和真假難分，也無須多執著或計較了，只要…大家能貼著對方，在對方的懷抱中安心休息…就夠了……
也即是說，Richter不單讓劇場做到了本文前面提到的第一種可能性，還同時達到了第二個可能性；當代不少前衛劇作及劇場作品，都很有意識地試圖對高度現代化的社會（甚或後現代社會）作出回應，但它們很多時要不就採取第一種可能做法，去追貼社會以求呈現、批判社會狀況和社會中的人性扭曲，要不就追求第二種可能性，試圖尋找並展示尚未被污染的生活角落，但很少能像Richter這樣，做到將兩者結合起來。Gott ist ein DJ不單通過劇場提出了問題，更似乎用暗示或反問的方式，指出了一個可能會找到出路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