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與劇場的距離:評論《遠方》

文:鬈毛妃/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文本的魅力」系列第二個作品《遠方》,把一種存在於遠處不為人見的文字意境,拉到一個狹窄的小劇場內,近距離與觀眾打照面。這當中猶如照妖鏡,又如水晶球,既照出人性的千瘡百孔,也預見一種無助——當世界與我們為敵,無論人類如何以萬物之靈自居,終究還是逃不過宇宙天地之靈氣。抽象/具象、意境/場景,以文本為本位的劇場作品,如何用一個框框去囊括文字本身的無限可能?

一切從閱讀開始……

《遠方》的體裁是劇本,因此,閱讀的時候,依據劇作者的前設、預設場景、人物關係以及舞台指示,讀者往往都不免成了導演,自行排演了一次自己心目中的演出。劇本主要的構成是對白,所以,除非劇作者有很清晰的情緒指示,每一句說話的心情與心理,其實都由讀者自行想像及合理化,因而這一種的自由,筆者以為是閱讀劇本的最佳樂趣——在腦海裡想出無限可能,自行組合又再拆件,不必解碼也不必解畫,並能在不同的時候按個人的感動與感受而想像出另一個演繹、另一個作品,尤其以卡瑞‧邱琪兒(Caryl Churchill)的簡約手法,閱讀時於讀者腦海上演的作品基本上是有無限可能的。

當劇本變成劇場作品,它首先經歷了一次導演的解讀,繼而是演員對導演解讀的解讀,最後才是觀眾對於演員對導演解讀的解讀所呈現的演繹的解讀,這種間接的解讀,比起原汁原味的閱讀經驗,雖不能算是較遜,但中間的落差,也就成了觀眾對是次觀賞經驗的回憶中一個重要部份。

文本vs. 劇場

文本 劇場
文本中,我們讀到卡瑞‧邱琪兒那種要人們面對現實的執著,耳光一記又一記、狠狠地掌刮讀者,不偏不倚,毫無粉飾亦絕不保留。雖然很多的寫法都別具詩意,但是仔細閱讀,自會發現那不過是邱琪兒對現代人溝通失接的描述,多於艱澀抽象的自我表現。 直接,大概是劇場的死穴。

尤其前衛劇場帶動以視覺藝術的形式去呈現戲劇後,香港劇場,特別以小劇場的表演最忌直截了當的手法。符號、象徵和斷句性的台詞演繹成為了近代戲劇語言代表,因此反而當面對一個從文本出發,純粹咀嚼文字的作品時,本能好像就會覺得「大概不會那麼簡單!」

然而,為甚麼不呢?

前進進的小劇場內,導演與演員們很努力地解讀文字,與其說是演出,倒更像是希望透過劇場讓觀眾與文本更親近——或說對之更為理解,可是,這樣一來,似乎對於文本的魅力是投了不信任的一票吧?

驟眼看去,文本似乎除了第一幕以一個較為常理的邏輯的手法去寫,第二幕開始就已經出現了很具荒誔感的場面,到了第三幕更是怪力亂神,抽象意境橫飛。

是故我們閱讀,還是應該抱持一種孩子的單純吧!成年人就是太多包袱,如果試著放下我們的知識,只是去閱讀,而不去解讀,我們不難發現,文本中,角色們其實一直都以很現實的狀態交流對話,而其對話的模式也是一致的,如果因著說話內容的不合情理而妄斷那第三幕是抽象的演繹,要百份百欣賞邱琪兒的簡潔幾乎是不可能了。

劇場內,演出的調度亦按著文本這種看似是形式上的轉化而作出調動,一幕比一幕脫離現實表現的手法,情緒亦由一種克制的,比較著內心的表達,轉至一種歇斯底里,付諸於外的呈現。

這大概也是合情理的——如果我們相信劇作者本身在寫作手法上有所迴異,創造這種狀態的場景的話。

可是,要說回歸文本的魅力,這種做法雖然也可說是對文本一種透徹的演繹,但是若果能真的更依循文字的方向,相信其本身每一個字的力量,只在對白的處理上改變,但手法上不變,那震撼及恐懼感反而更能令人不安與不寒而慄吧?

故事從女孩小時候,一次目擊暴力然後被告之那是正義的行為的經驗出發,向讀者告白了劇中角色是非錯亂的背景,重要的是,已然揭示了在文本往後的發展,成人的說話其實大抵都是為了掩飾自己而說項的藉口,並不一定是真象,亦舖陳了各人物不能互信的心理伏線。 馮程程選用了很具象的布置,一張真真實實的椅子,演員們穿著很具時代感的服裝——這並非一個想像中的世界,這是現實,這也許是以往,也許是現在,也許是不久的將來,但一開始時,觀眾相信,導演是相信這件事的真實性的——它,並非一個比喻。
第二幕女孩長大了在帽子厰工作,假如嘗試解讀帽子的意義,大概又只有徒然,因為這一幕最想表達的,是一種反叛的聲音——被教導接納任何從上而下的訊息為真相的女孩,遇上了要揭露真相的男生,發現了自己創造的美麗,原來只是輔助了世界的醜陋——那一場的巡遊,就是一次殘酷的當頭棒喝。

原著的文本中,在角色表中,邱琪兒寫道:「巡遊:五人太少,二十比十人好。一百?」可見這個場面的想像除了是呈現一種荒誕感,更重要是一種壓逼,一種沒有能力再辨識對錯美醜的無奈。

造帽工場的裝置是有趣的,乏味的規律性,怪異的美學和不著邊際的對話,以至似是而非的曖昧都能夠與文本有所呼應。

當然,巡遊並沒有一百人!但是那音效所製造的氣份大概都足以表達文本中的感覺,可惜的大概是形體的刻意,可能嘗試只是規行矩步會有比較純粹的效果。

首次閱讀第三幕時,真的給那一堆貓呀、大象呀、被海洛英殺死呀、害怕河流把自己浸死等說話嚇了一跳!

能有人在一瞬間把文字的表達從那麼寫實轉到那麼抽象的嗎?會有可能是一大堆象徵嗎?那是不是要先做一輪資料搜集,分析鹿和鱷魚的意義,以及列出每一種出現過的動物的特徵與哪一種事物或哪一個國家或哪一號人物類近?

當然,如果這是一本文學作品,其本意不是透過劇場演繹來呈現的文字藝術,那麼,以上這一切的理解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作為一個劇本,首要是考慮如何通過作品,在一個限定的時間內,讓觀眾在預設的環境中獲得文本所傳遞的資訊。這樣去理解文本的閱讀的話,讀者不難發現,邱琪兒寫的貓就是貓這種動物,鱷魚就是那種在沼澤中的兩棲類動物鱷魚;然後當提及人們一些死物所殺害時,那的確就是指那些死物都活起來謀殺人類了。

因為事實上,只有這樣的閱讀,才最真實地呈現了這個世界的殘酷與暴力——人類的荒誕已到了一種無可救藥的地步,就連大自然也要群起而攻之——且看地震與火山爆發等一浪接一浪的天災,還有禽鳥們一族接一族的病毒,為甚麼我們還天真得不肯面對這些事實,而自欺欺人地以為是比喻或象徵那些更為抽離的想像?

從文本出發的劇作,最難莫過於此——因為相信文本有力,也感受到那一種力量,於是出盡渾身解數去解讀、解碼,但陷入了另一個困局:如果以個人的理解來呈現和演繹,那還真的以文本為主導的演繹嗎?導演的方向和文本的主張之間的平衡要如何取捨?

馮程程醉心文學的熱情是很值得欣賞的,以往她亦把許多精彩的文學作品帶給香港的觀眾,擴闊了許多觀眾的視野。可是,這種由文學作品或提倡以文本為本位的作品,其實是極需要觀眾的間接參與的。如果沒有閱讀過文本的觀眾進場,實在很容易會摸不著頭腦,甚至感到吃力,又或納悶著文本的原文是甚麼,為甚麼會轉化成如今這個影像;倘若是事先閱讀過的觀眾,則會把台上看見的,和自己心中的千個萬個預排作品作出比較,從經驗來看,這一般也是很難打破觀眾先入為主的印象的。就像「神鵰俠侶」一樣,即使後來再有多少對楊過小龍女,大家心目中,楊過小龍女還是劉德華與陳玉蓮這一對最符合金庸筆下的形象,這並不是理性的判語,但是先入為主的事情,往往就會變成真理,也正好與《遠方》文本中闡述的其中一個狀況不謀而合。

說是文本的魅力,其實是要求導演在手法上盡量精簡,省卻不必要的戲劇語言,只是相信文本,順著其軌跡舖陳出一個調度與場景,好讓觀眾能夠在過程中盡可能感受文本本身的力量及意象,更重要的是,找出一個演繹手法上的一致性,避免把簡單複雜化。馮程程的《遠方》是充滿寓意的,大概並所謂好與不好,只是如果標榜從文本出發的話,一種更純粹及直接的手法也許更對觀眾胃口,也反而更容易讓觀眾明白文本的主題,而不致於迷失在過度的象徵與符號解讀上。

看罷《遠方》,心裡浮起了一個問題:我們能夠只閱讀,而不解讀嗎?

(原刊於《字花》第25期,承蒙作者允許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