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語言無味的世界

文：馮程程／

有一位觀眾在看過《Far Away 》之後說：「好怕睇咁多嘢講嘅戲！」這齣戲是否算是「多嘢講」，其實見仁見智（不過大部份評論和分析都認為它的語言其實相當精簡、濃縮）。而的確普遍存在觀眾心目中的印象是，「多嘢講」的往往被認為是寫實主義，實驗形式的則不會怎樣多說話，於是喜歡看實驗形式的就不怎樣喜歡要依賴說話的戲。這個單就語言多寡來進行的二分法當然非常籠統，而且在類似《Far Away 》或《God is a DJ》這種在實驗不一樣的書寫形式的文本中，語言所擔當的角色其實並非只寫實地填充人物和處境的細節。它反而暴露了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如此需要依賴語言這一個可悲的現實。

語言無味──你跟Caryl Churchill這位劇作家這麼說她可能會點頭。從Royal Court一些導讀資料中看到以下對於她的分析：她持續地就語言的權力和限制進行實驗，在較近期的作品中，更加可以看出劇作家對於語言的不滿。例子是從早期作品《Top Girls》(1982)的重疊對白，到《The Striker》(1994)中的胡言亂語；《Far Away》(2000)濃縮的語言，到語言在《Blue Heart》(1997)中徹底崩潰──《Blue Heart》的第一部份不斷重覆同一幕戲、同一組對白，而戲中的那個家庭彷彿被困在這種不斷的迴轉之中。在第二部份，對白的某些重要字眼，在重覆幾次之後被換上「blue」和「kettle」這兩個字：I’m getting a horrible kettle from this situation, Derek. I think you need to blue us what’s kettle on. 可惜到戲的最後，連「blue」和「kettle」這兩個僅餘的符號都徹底失效了。隨著語言的崩潰而來的就是人的身份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崩潰，也就是這個社會正在發生的事實。又例如從《This is a Chair》(1997) 開始試驗，發展到《A Number》(2002)和《Drunk Enough to Say I Love You》(2006)裡成為一種文法的不完整句子（並且很少句號，除專有名詞和第一人稱外沒有大階）：

CHARLIE arrives.
TOM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LEO long time
TOM wet coat
CHARLIE ah lovely
TOM how you
CHARLIE traffic
TOM pretty busy
CHARLIE seen old Joey lately because I’ve
LEO house in the south of France
CHARLIE running all over town trying to
TOM rollmop herrings
CHARLIE must have been terrible for you
(摘自《This is a Chair》「Hong Kong」)

這是朋友見面互談近況的情境，在破碎句子之間所遺落的話，沒說出也能聽懂。反而是這樣心照不宣的交談方式本身作為一種溝通的態度，或者那些可說可不說的多餘的話，似乎是劇作家更想關注的問題。在《Drunk Enough》，象徵美國的人物Sam通場就是這樣說話的了，那種可說可不說的態度，是一種霸權對於把握著所謂不能被逆反的道理和「正確」的論述的自大表現；Sam的對手Jack（在新版劇本中改為Guy）無論有否聽懂他的話，都沒有反抗或嘗試弄清對方的意思，照單全收是也。

想起另一位觀眾說，看著《Far Away 》的第三幕，令她想起一場又一場令人困惱的立法會辯論，即使把官員和議員的說話全都聽進耳裡，卻不懂得那是甚麼意思，而且毫無邏輯。相信這位觀眾最能接通Churchill使用語言的精神罷！原應為最文明的辯論場，在觀眾心中竟與一個混亂不堪的戰亂處境無異；原應為最理性的語言行為，竟夾雜著荒謬的亂碼。而不得不說這也是現實寫照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