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倫敦確實不一定需要說英文。如果經濟許可，你甚至可以一整年都繼續吃到家鄉菜、找到來自同一個地方的人聚居的社區；生活習慣大可維持不變。或許這是第一代移民努力的成果，但是對在英國出生的第二代來說，他們面對著什麼的身分？


兩個月前在倫敦一間華人學校教戲劇課，學生都是移民第二代的青少年。問他們會不會想參與演出？父母曾否帶他們進劇場看演出？他們一臉無奈或者理所當然的說父母親都非常少外出，即使他們有興趣，父母都不鼓勵他們參與藝術活動。父母不太會說英文，他們自己則不太會說廣東話，聽還可以，但不大願意說。問他們感覺自己是中國人或是英國人？他們說，自己有時也感到很混亂，因為他們是本土出身，自然是這裡的一份子，但又覺得跟本土出的白人身分上有所不同。他們怕戲劇課，因為怕我們要他們「表演」。在這裡長大的白人同班同學，上戲劇課時都能揮灑自如的做出「larger than life的表演」。

確實，倫敦各處有不同的社區及社群，在我家附近是一個黑人聚居的地方，有一個小劇場長期由這社群參與者去排演各類型的演出。在我家約半個小時的車程有一個印度移民聚區的地區，剛過去的四月倫敦也舉辦了一個以印度藝術為主題的藝術節。很多中國移民的第二代在這裡土生土長，即使能操一口去除中國口音的流利英文，在英國能踏上舞台演出的機會還是非常有限。有一位在英國出生，父母都是香港移民的演員告訴我，作為第二代要當一個演員更難。倫敦要當演員，畢業一先要拍好headshots，二是務必要簽到適合的agent。但作為移民第二代，他還要面對更多類似是面試時導演要求他說帶中國口音的英文或者要求更多感覺上更Chinese的特性。這種情況絕不少見，主要是因為大多數人對來自不同種族或者地區的人已經有一套典型概念。他和我分享說︰「舞台上那一個關乎文化身分的呈現，我應該去認同嗎？我生長的地方對我的身分充滿著質疑，我是不是還有能力透過劇場去確立一個空間……」他分享著他的願景。他還告訴我，剛從戲劇學校畢業時，因為自己在這裡長大，自覺是百份百的「英國人」；直到自己畢業、看到同樣在這裏和自己同樣處境的演員所遭遇的困難，他也開始接受這是實況。要麼選擇接受，要麼等待著下一個機會。他說︰「只要碰上機會，我仍是會全力以付。」


倫敦實在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城市，或許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只是需要更多能相互了解的機會。劇場是一個讓觀眾根據自己體驗和視野對演出加以詮釋的空間。個多星期前倫敦「真心劇團」便搬演了一共十八場的香港劇本《73A》，中英兩個版本，由兩組不同的演員演出。同一個故事兩個譯本，兩種語言文字透過不同文化背景長大的演員演出，所突出及表現的調子也格外不一樣。難怪隨著戲開演一星期後，不再只是英國人看英文版的演出、中國人看中文版的演出；甚至很多不同年齡層、早年移居英國的中國人都第一次進入劇場看一個完整的演出。我想，文化不單是希望承傳，也希望有更多機會和方法與其他人分享、溝通、廣傳吧。也只有身在他鄉，才更意識到尋根的重要吧。

一九二六年， 巴黎。

一個以Andre Breton為首，主要成員包括 Antonin Artaud, Rene Magritte, Paul Eluard, Louis Aragon 及 Salvador Dali等的超現實主義主義研究組織，相約在一起以 「Lorca已死」為題；他們意圖藉著創作的過程，拼湊出Lorca一生重要的片段︰他的成就、他的藝術、他的愛情和他的死亡，從而研究‘存在’的命題。而事實上，此時此政治氣候正藉火紅燃燒的年代，各種社會主義的冒起左右著人生存的意義、思想及方式，他們都處於世界將會發生巨變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爆發。而Federico Garcia Lorca亦將於1936年被處決。

這個充滿學術味道的演出並非史實，而是來由英國約克郡成立差不多三年的Belt Up Theatre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Belt Up Theatre是英國一個受注目發展中的小劇團。所有成員均是二十出頭英文系畢業生，沒有受過任何的專業表演訓練，從大學時代參與戲劇社團開始類積經驗，是NSDF (National Student Drama Festival)常客。以小型實驗劇進軍愛丁堡藝穗節後大受好評而迅速發展，其作品以 ‘Theatre as Protest’ 為出發點，針對及反映政治論題，多先透過學術研究去收集資料，然後編作出獨一無二的作品；也有取經典作品如變形記、三便士歌劇等進行二度創作。出發點與相約時期組成的一眾由學生組成的小型劇團如 Little Bulb、Rash Dash 、 Catapulting Cacoon雖有相似，但是以觀眾回應所顯示，Belt Up Theatre 吸引觀眾的獨特之處是每個演出他們都積極的希望改造演出空間的可能性和盡量加強觀眾的參與性。如他們所說︰‘perform in the places people don’t want to perform’，加上劇團成員編導演都有相當的功架和內涵。觀眾往往不自覺的被邀請到表演中的某些視點，甚至到演出中協助推進事件的行進。
倫敦的大大少少正規劇院的數量不少，由Westend 、National Theatre 、Globe Theatre 、Edward Elizabeth hall、Barbican Centre等為最受觀光客、‘戲場朝聖者’、以及本地人注意到的, 比較活躍的的中小型劇院像位於Swiss Cottage的Hampstead Theatre、Camden 的Roundhouse、Angel的Sadler’s Well等等也非常受觀眾注意，或者適宜作Site-specific 演出的地方也不少，但實際上能提供藝術家們自由利用空間的劇場不多。Southwark Playhouse 位於倫敦London Bridge 火車站下面，獨特的結構為如此一個超現實主義的演出提供了可發展的空間。

從大街酒吧轉入小路看見白黃色‘Southwark Playhouse’明亮的霓虹燈，聽見火車就在上面走過；經過鐵閘踏上木材的地板，牆上一邊是演出的海報，一邊是長凳與射燈，好像電影製片廠六號工作室的後門；沒有大堂，推門後紅色的接待間（其實只是走廊中上放一張書桌及電腦而已）工作人員直接了當告訴你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演出會正式開始，只是一定不是在戲院裡開始；Southwark Playhouse要為表演者提供的，就是一個給他們說故事的空間，入酒吧等準沒錯。走進酒吧，黑色的鐵樓梯和紅色的牆，遠方是火車站原有的大石磚，通向更遠更深的隧道……掛著個性派鬍子的Dali靜靜的坐在一角畫畫， Breton和Artaud也和在座的客人們打成一片，其他的演員也不時散佈或在進出於不同角落，時而邀請客人彈奏鋼琴，時而與你爭論得面紅耳熱。似乎是我們已經走進了他們角色的日常生活之中 － 一九二六的巴黎，藝術家們常聚的小酒館，一同沈醉在他們那種享受著對生命和活著的渴求之中。

隨後應邀的角色一一到達，我們也更清楚時間和各人的特徵。Breton建議我們晚些到他們的辦公室會合，參與他們的研究。我們又回到剛進來的走廊，等了一會，觀眾們逕自聊了起來。Breton佯裝成僕人點起洋蠟走出來，他款待我們進入 ‘樓上’的辦公室；觀眾不知道方向的橫過舞台走向不同樣的椅子、沙發、 坐墊、 桌子等坐下，演區內還有其他的傢俱如Artaud稱為時間機器的改組鋼琴、  古舊的茶杯套裝、 可以自由進出的神奇衣櫥、 特大型時鐘及房間的盡處有一個帳篷、帳篷內有一個小小的舞台。整個演出猶如一個洋蔥，觀眾不知道故事將會發展到哪裡去，因為即使他們都說著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的事，他們每個人物都很努力的想要貢獻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將Lorca的故事說好，但是他們只存在自己的觀點與經歷之中，誰也當不了主角，因為誰也不知道Lorca真正的經歷及遭遇如何。Dali姍姍來遲，眾人以為終於可以在這位歷史上被視為與Lorca有親密關係的人物知道他存在的真相；可惜Dali被控為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者，而如果要成為一個超現實主義者，則必先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Dali反對指控，理由是︰我的本身就是超現實主義﹗故事發生到這裡，Lorca已死，這些藝術家面對著自己各樣的掙扎，每一個人延伸Lorca的角色，輪流帶上象徵Lorca的圍巾，以自己的想法完成Lorca的故事。 整個演出觀眾不時被邀請／強迫起來進入演區當中和表演者一起創作Lorca的故事；由做聲效、為角色提供小幫忙、說出自己的故事、參與歌舞、聽著對白然後以Lorca的身分和其他的角色同時演出，甚至到最後，戴上象徵Lorca的圍巾，讓眾演員為他敘述，成為故事中心的角色－從觀眾的位置逐步的走到故事的中心，演員及觀眾的角色互換，真實與幻想的，透過‘時間’這部機器被剝開。

在3D技術大行其道之際，或許觀眾對「參與」一詞的期望和定義，已經隨時間而產生了轉化呢？Site-specific的演出會否帶給觀眾更真實的體驗呢？ Belt Up Theatre的下一個演出Macbeth, 將會在四月中到五月初在 ‘The House of Detention’上演 － 一個建於1616年迷宮般的監獄。歷史和虛構重疊，現代的演員和觀眾，怎樣共同完滿這次經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