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至6月，香港面臨重大的疫病衝擊，沙士駕臨，人心惶惶，百業蕭條。香港亦首次因疫病為由，強制隔離居民，陶大花園及京華酒店，頓成傳媒焦點。街上人不多，有的也要帶上口罩，急步快閃，沒帶口罩出門的，甚至慘遭歧視。當年難得一見旺角日間人跡罕見。而劇場，也要面對無人入場的恐懼期。

這是作為後沙士的市民對當年的印象。起初筆者以為零三年的演出定必空座無人，然而，從入場人數來看，似乎又不是慘淡。雖然一些已排期於4、5月上演的戲劇，因怕入場人數不足，而宣佈減場，或以半價，甚至三、四折招徠，但正因如此，反倒吸引了不少「勇敢」的觀眾進入密閉的空間，冒死看戲。前進進《奧利安娜的迷惑》正於當年沙士末期，5月23至25日假西灣河文娛中心公演。據了解，入座率又算不錯。其因自然是釗、釵二人難得再演劇情濃厚的演出，但也不可抹殺當年門票五折割喉的吸引力。當年席間差不多人人也帶口罩上陣，場面可比擬台上師生之言語互相廝殺場面，同樣令人緊張。

值得一提的是，從香港官方統計數字來看，觀乎藝發局年度資料，或其劇團收支、觀眾人數統計報告[1]，不見得2003-04年度劇場被沙士重挫。翻查《香港年報》[2]，還可見出03年的觀眾比2002年的減少了近20%，但至少不比2000差，更比06年後多出30%。[3]直到截稿為止，筆者依然找不到證明沙士如何嚴重影響入場人數或演出數字的數據。反倒見彼岸台灣牯嶺街小劇場，曾把03年4月中旬至6月初的節目一概取消，負責人說當年確實損失慘重。[4]

究竟當年沙士，真的如此對劇場不甚具影響力(破壞力)？還望不同劇場朋友來函透露。

[2] 香港年報網頁︰www.yearbook.gov.hk

[3] 只限於政府場地或藝發局資助之節目入場觀眾統計

[4] 《表演藝術》2003年5月23日文章︰http://www.paol.ntch.edu.tw/e-mag-content.asp?show=1&id=1250101

文：俞若玫／

這是「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第二次公演《奧利安娜》。它是個叫人不安、不想卻不能不深思的美國劇本，引發的面向豐富而日常，糾結而可見，處境具體: 一位女大學生向教授求教同時求分數的故事，以極簡約對話，才三幕，兩個演員，連番質問、挑戰教育意義、性別身份、師生關係、階級權力、政治正確、語言效 力。

它叫人愈看愈多問號，角色位置雖然對立，二元答案卻無跡可尋，男教授John還是女學生Carol是對的? 二人斷裂、急遽、多變而日常的對話，像加熱後的粒子，在眼前震顫，不停滾動，找不到一個簡便的道德位置，可以安心停下。 即使放下編者David Mamet寫此劇時的九十年代，美國學界、媒體泛起「反政治正確」浪潮，相信他本人(也在大學執教)有既定立場，處處暗湧，都推在Carol身上，她的情 緒化、迫人太甚的態度在語言迷宮裡得分較少，把情節放回香港脈絡，教與學，男與女，中產與基層，總有自己身影，觀眾都有自己既定包袱，去閱讀劇中人，去理 解「行為」、「企圖」的落差 (如何構成性騷擾的爭論之一)，去給劇中人不同的體諒、理解的因由。當然，誰可以離開無處不在的權力羅網? 因此，大部份觀眾對二人的判斷: 兩敗俱傷。

有趣是，兩次演出，橫跨五年，第一次在西灣河看，尾末John 因難耐Carol反弱為強，以政治正確及強姦的控訴取得話語權時，終於爆破，狠打Carol，當時，真有男觀察拍手附和，猛說：「打得好﹗」今次重演，觀 眾卻冷靜多，但默言不是沒有話說，因為每場都有約七成觀眾留下討論。我參與了兩場的討論。感覺很好，特別是當自己從此劇深感語言無力、溝通失效時，在特別 場(選段重演+討論會)上，聽到即場觀眾多元的閱讀及看法，也看到三百多位觀眾填寫了問卷，仔細回答了開放式的問題。溝通不就在眼前出現嗎? 小劇場正發揮它的美，讓觀眾和創作人直接而細密的分享，對話生火。

已刊於《明報》︰今日副刊 2009年4月12日

文：張薇／

那是一九九二年，我剛考入中大新聞系，對新聞事業充滿憧憬，且覺得未來四年的大學學習能讓我成為一個有知識，有勇氣，對社會有承擔的新聞記者（這種 對新聞記者的觀感，來自六四時走在前綫的前輩）。但在正式開學前舉行的細O-camp（學系迎新營）中，就有一位教新聞採訪寫作的講師，對著全體四十多個 新生說，你們讀新聞系的好吃香，畢業後不一定要做記者，商界、政府部門等都會爭住請你地。我聽得既驚訝又怒憤：為何新聞系的教授不是以自己對這個事業的熱 誠，吸引後來者去加入他的行列，而是把人勸離這個事業，而理由是有更多前景更好的工作等着你選擇？

所以，當我看《奧利安娜》，很能理解Carol對教授的質詢：學生來到一間高等學府，是為了學到一些東西，獲得一些指引，追求某種人生價值，而教授 卻將整個高等教育過程嘲弄為一個刻意延長的迷惑過程，是一個騙局。也許Carol和當年的我，對高等教育的想像同樣過於單純，但如同Carol的迷惑被嘲 笑，我當年的憤怒也是來自自己的熱誠被嘲笑了。不同的是，我並沒有跑去跟那位教授理論，如果我有努力過，或許能像Carol揭穿教授的偽善般，也為這位講 師尋回多一點對新聞事業的熱情。然而，我選擇了沉默，而我找到了我的組織，那就是中大學生報，它令我與新聞系更若即若離。

但我和Carol的選擇某程度反映了我們的時代的不同。Carol的年代，高等教育仍是攀越社會階梯的重要途徑，她不獨向自己交代，還肩負着她來自 某個弱勢階層／社群的期望（這是Carol整個思想核心，將主導她後來的行為，然而，無心了解她的教授，就在她準備推心置腹之際，選擇了去接一個只關乎他 私人利益的電話）。我的年代，這個神話早已破滅，高等教育開始普及化，學額年年大幅增加，入學已不是神話，一張沙紙更不是美好前程的保證，學校要製造更多 學生，能進入大學的學生通常也都毫無難度地離開。我在中大學生報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讓我可以忽視我的老師，而Carol沒有辦法，她要躲避失敗，只 能讓自己找到能駕馭教授的方法，結果她借助當年最強悍的力量──女權主義，在教授與她的師生關係之外的另一重關係──男女關係做文章。雖然教授指出，這件 事的處理已脫離了兩個人正常有效的溝通所需要的基礎，但正如教授在全權行使教育制度賦予的權力時，所說的「我說你的成績是A，你的成績便是A」，當形勢逆 轉，當女權分子獲得所謂政治正確賦予的權力時，便變成「我說你是強姦，你便是強姦」，就手段而言，反抗者就是被反抗者的鏡像反影。在我的年代，完全政治正 確的事，愈來愈少。

在劇中兩敗俱傷的結局，Carol落入了教授所說的，若認定自己是受害者，最後也必定成為受害者，亦即是她最後自然自言那句：係啦，就係咁啦。不 過，教授卻沒有因為只要認定自己一定贏，就會贏，他親身證明了在他自己的主觀努力意願之外，還有單靠個人無法抵擋的外在局限與操制，亦讓人深切感受到他當 初面對來自弱勢階層、身不由己的Carol所說的那一番高談濶論，是何等缺乏同情心。而他當初無法感同身受、要Carol蔑視的（由白癡設計來考白癡的） 考核制度，最後亦令他自己身敗名裂。

看這個話劇，很難不當判官，去判定教授和Carol誰對誰錯。當然演繹者十分清楚馬密不是要寫一個明顯傾向任何一方的劇本，所以當首演時發現支持教 授的觀眾明顯較多時，重演便有意識地作出了調整，包括起用兩位演員交替飾演Carol，令這個角色不致過分被某種風格的演繹固定下來。當然，教授的角色亦 可以嘗試不同演繹，以致他看起來更多一點可能性。明顯地，這次演出效果顯著，支持雙方的觀眾平均了。不過，觀眾仍難免扮演判官角色，隨劇情發展，不斷搖擺 於兩者之間，嘗試去下個判斷。縝密的馬密，把這種判斷所隱含的爭議性也寫在劇本，他借教授的口說：justice，取決於一個快速的審訊，一個公平的審 訊。敎授的身敗名裂就是決定於一個快速但並不公平的審訊，而我們站在Carol和教授的哪一邊，也是一個我們對他們的快速審訊，而我們並不敢肯定自己對他 們的審訊是否公平。馬密提出的眾多議題：高等教育的意義、女權主義的政治政確性、教師對學生的責任等等，隨劇情發展，在Carol與教授的對質中某程度都 前後回應了，唯有對公義的看法，沒有進一步闡述，但卻在劇外留給我們餘韻萬千。

我那位新聞系的講師，不久後就好似因為學術著述不足而不獲學系續約，記得當時也牽涉到官司，不知道這個故事落在劇作家手中，會否也是一個好劇本？我 畢業後第一份報考的傳媒工作失敗了，我特意打電話給為我面試的周刊高層，詢問我不獲錄取的原因，她說我「頭巾氣」重。也許我不應太過怪責那位講師，他只是 太知道行情而矣，理想沒有市場。我至今仍未能成為一個有知識，有勇氣，對社會有承擔的新聞記者，而當初考驗新聞記者的良知，並彰顯了他們的天職的六四事 件，當初被一個快速的審訊披上污名，也至今仍未能獲得公平的裁決。

文：黃念欣／

大衛．馬密（David Mamet）的劇作向以爭議性見稱。這位被認為師承英國大師品特（Harold Pinter）的美國猶太裔劇作家使用戲劇動作相當克制，語言風格亦與品特一樣，時有「錄音機」式極度真實的語言，即如把日常生活語言中的停頓、不完整、 打斷、辭不達意、重複矛盾通通如實呈現在劇本中。

偏偏《奧利安娜》是關於一個亟需追尋真相的故事。劇本出現於九十年代初，那正時美國因為非裔法官Clarence Thomas性騷擾案的審訊而使「性騷擾」、「政治正確」等詞語首次大量進入美國尋常百姓的生活之中，同時亦為《奧利安娜》的出現提供了認識的條件。
劇中的主角為大學教授與女學生，場景為大學教授私人辦公室，事件為女學生向教授請教功課上的問題。表面上這是極易理解的男強女弱組合，然而戲劇一開始即出 現的「錄音機式生活對白」使二人一同跌入一連串溝通失效的無助之中。不過，馬密的語言魅力同樣在於這日常生活失效語言的張力之中，觀眾在接二連三的停頓、 誤解、支吾以對、說話同時撞上、又被打斷、又錯誤地接上等等溝通失敗之中，很快就會發現原來日常語言中的失效往往也帶著重要的潛台詞，這種潛文本通常也最 是眩人。

《奧利安娜》是發生於單一地點的三幕劇。首幕女學生Carol到大學教授John的辦公室請教課堂及功課的問題，然而John不斷被一個關於他新 置豪宅合約問題的電話打斷。Carol開始意識到購置豪宅與John最近獲得實任教席（tenure）的關係，而John亦開始投入對Carol的啟導之 中，並帶出他對高等教育完全虛無的看法，一個「刻意延長同埋有系統嘅迷惑過程」，然亦他亦願意單獨為Carol重新補課，保證她能取A。最後交談被電話中 斷，因為John的朋友和太太正在新居裏為他舉行一個驚喜派對。

第二幕的Carol已經正式向大學投訴John的性騷擾。在辦公室二人就委員會報告內容對質，所有在第一幕出現的行為被理解性別歧視、精英主義、 種族主義、以高分換取私下約見女學生的機會等。John希望Carol可以留下聽他的解釋而捉緊她，最後這一幕在Carol的呼喊聲中結束。第三幕的 John已失去大學的工作及隨之而來的安全感，Carol則繼續利用她新取得的勢力訓斥John的精英主義對大學生的剝削，並要求把他的著作永遠剔除在大 學參考用書之列，及簽署支持學生的聲明。忍無可忍的John終以暴力對抗，驚慌的Carol以一句 ‘Yes, that’s right.’結束全劇。

《奧利安娜》每次公演都會引發散場後觀眾的議論不休，John目空一切、衝動疏忽但至少坦言好惡的性格是否值得失去一切的下場？Carol起初軟弱 自卑，及後懂得爭取支持與反抗，又是否一條人人可學的自強之路？在一齣關於政治政確、高等教育與人際溝通的戲劇裏，二人之動作非常有限，劇本中幾乎不存在 的舞台指示也令導演和演員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因此，語言與象徵成為整個「奧利安娜」謎團之關鍵。教授所言之一切未解釋的理論、學生未完全傾訴即被電話打斷 之過去隱私、以及二人之間不時出現之猶豫與軟弱、過多的熱情表白或語意隱晦的收結，同樣是這部劇作的觀賞重點。  劇名《奧利安娜》亦是謎團之一。那是地名而非人名，為挪威民族之光Ole Bull在美國建民的殖民地New Norway的其中一塊領土。後有挪威民歌Oleanna對此福地極盡完美的想像，歌詞裏所有人都希望脫離挪威既有的奴隸生活而到達彼邦。然而現實中 Oleanna過於貧瘠完全無法發展，終為Bull所放棄。也許，John與Carol，以至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個Oleanna，一個無視權力同時 又能獲得權力的烏托邦。

文：汪贇／

當對與錯沒有絕對界限的時候，清醒便成為一道靚麗的風景！《奧利安娜》便是這樣一部作品，它所闡發的精神上的思考是發人深省的。女權主義，權力語 境，教育制度和政治正確，當我們因為視角的不同而各有所至的時候，話劇也被徹徹底底地展開了。就這篇文，我想從《奧利安娜》談談我理想中的大學教育。

大學教育是不應該宣揚與支持病態的政治正確，《奧利安娜》中Carol在第二第三節裏的行為舉止，讓我想到的是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她控告JOHN性 騷擾，意圖強姦，甚至在劇末干涉JOHN對其太太的稱呼，就是一種好鬥充滿攻擊性，將自己的概念強加於他人身上，甚至給他人冠上莫須有罪行的行為。這並不 應該是一名大學生應該表現出來的態度，劇末JOHN稱呼自己的太太“寶貝”，這是非常親近的稱呼，並且這是JOHN作為其丈夫的自由，CAROL憑什麼命 令他說不要叫你太太“寶貝”，我覺得她很可笑，更像是獨裁的法西斯或蓄意篡奪權力的小人。在我看來，大學如果培養出這樣的人才是可悲的，如果在大學課堂 上，教授一定要讓我們稱“黑人”為“非洲人”，或者稱“鬼佬”為“外國人”，那麼我會覺得這是一種對我的話語權的干涉。大學如果走向一個將一切政治正確化 的極端，那便是這個社會和人類文明的悲哀。這個世界本無對錯的界限，在我看來，政治正確所宣揚的自由其實是一種不自由，而大學的語境，是不應該支持政治正 確的。我理想中的大學，應該是海納百串，有容乃大，容許存在不同的語境，不同的思想，交流與碰撞都應該受歡迎。

其次，大學教育應該是一種conversation, 而不應該是一種lecture，但現在所有的大學教育都是一種單向的授教過程，也是一種思想和語言的殖民過程，從而建立了大學教育體制中的等級之分。在 《奧利安娜》中，JOHN顯然是思想的殖民者，他將自己的知識體系傳授給學生，讓學生買他的書，理解他的語言和思想，即使像CAROL這樣的學生無法理解 他的語言體系，也不得不被迫去理解。即使JOHN自己也嘲諷這樣的教育體制，但是他仍然依存於這個體制。我記得房龍在《寬容》裏說過：「人對於異己總是抱 著不寬容的心態，而這種心態大多數是因為恐慌而造成的。」現在的大學教育，多數是對學生進行思想上的統治，然後將其造就成一個又一個一模一樣的鑼絲釘，最 後輸送到社會這個大機器的各個部位。再進一步來探討這個問題，John說：「小學，中學，大學，那些考試，根本就是白癡設計來考白癡的。」大學教育已經變 成了一些儀式，一些信條，似乎所有人都要聽，而整個社會也像所謂的高等教育臣服。但其實先行的大學教育傳播的是一種偏見，是非常愚蠢的。我非常同意 John在這裏所說的。當今的大學教育，其實只是著眼於複製具有人文和科學知識卻無理想主義精神的受教者，醉心於克隆一個個毫無個性的眼睛與心靈。這便使 大學教育在一種近乎令人窒息的溫室中蓬勃生長著一些極其蒼白的人群，這些人卻無法生長出具有對抗色彩的生命力。

最後，我想說整個社會應該反對大學教育物質化的趨勢。綜觀今日大學教育，一些人熱衷於所謂教育的實用追求；大學教育的理想主義精神似乎早已被一些大 學教師拋之腦後，他們越來越關注教育的功利目的，因而大學教育也越來越遠離人們所關注的精神生活，越來越缺少對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墜入了一種急功近利 滿足最低層次功利需求的平庸情趣中。在《奧利安娜》中，教授John在期待學校續聘，續聘使得他可以購置新房，而教授又恰拾對有權決定自己是否續聘的校委 員會不滿，其中還有一位沒有什麼學問的女性。在第一幕John和Carol的對話中我們可以清楚起看到John的注意力始終在他的購置新房事務上。而 Carol也一直糾纏於自己沒有pass的論文，她對John說：「我一定要pass，這個course我一定要pass的。」但在我看來，其實即使 John讓她pass了，又怎麼樣了呢？！我曾經拿《奧利安娜》的劇本給身邊的同學看，很多人認為當然要pass，要不惜一切代價讓教授讓你pass，究 其原因就是如果不pass那麼你的成績就會很難看，這將會影響到將來找工作，就如同Carol在劇裏說的：「我們到大學裏學東西，是想學一些別人不會的東 西，而老師就是要幫我們去學習這些東西，以便我們能夠『融入社會』。」很多次我環顧四周，發現大家閒暇時間談論的大多數都是GPA找個好工作申請個好學 校，互相比較著，誰也不想比別人差，一個個表情凝重而緊張。我承認如何讓自己生存下去固然很重要，但是我想說，請捍衛住我們最後的象牙塔吧。現在的大學教 育已經讓這種目的性的學習和授教根深蒂固，大學教育世俗化，這確實是讓人十分心寒的。

大學教育到底應該是怎樣的，這是一個需要整個社會來思考的問題。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大學教育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艾倫•布盧姆 在《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中說：「生存至上已經取代英雄主義，成為令人欽佩的品質……這種轉而依靠自己……是一種新的孤獨，它使青年人除了自顧外別無選擇。幾乎能自 然而然激勵人們產生廣泛關切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了。」

沒有理想主義就沒有真正的理性與理想，我們的社會距文明也只會越來越遠。急功近利不是理性，而是怯懦市井的狡黠。一個沒有理性主義光芒的人怎麼也不 像一個活人。因為只有機器才能在沒完沒了的算計中面無表情心無波瀾。我始終認為社會是從屬於大學的一個部門，我祈求這樣一個社會，它能多少寬容並供養一個 永遠長不大的孩子，這個孩子的玩耍反過來又能造福於社會。沉迷於大學的理念並不是一件荒唐事，因為只有通過這種理念，才能瞭解人們能夠達到的境界。沒有 它，理性生活的全部神奇成果都會陷入原始的泥沼之中，再也無法復活。

文：陳瑋鑫／

2003年「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兩度搬演大衛．馬密（David Mamet）的《Oleanna》，並譯作《奧利安娜的迷惑》。今年4月「前進進」再將此劇搬上小劇場舞台，直接了當譯作《奧利安娜》，但劇中帶出的一個個「迷惑」相信又會引發一輪討論。

全劇由三幕戲組成，全都發生於中年大學教授John的辦公室內。由劇始年輕女學生Carol登門要求教授解釋其教學內容與評核方法，到後來女學生反 客為主提出性騷擾的指控，都只是透過兩個角色一場又一場的語言角力作推進，當中的戲劇張力就在一輪接一輪的唇槍舌劍間產生。雖然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但馬 密精煉的對白設計不斷衝撃觀眾思維，困獸鬥式的角色衝突引人入勝之餘，也讓演員有很多發揮空間。

我之前只看過此劇在港首演時的大劇場版本，這次首度於前進進牛棚劇場內觀賞小劇場版，感覺截然不同。於小劇場內，觀眾能夠近距離目擊事件的發生，因 此無論是劇中的肢體暴力場面，還是停不了的語言暴力，都赤裸裸地在觀眾面前以真實時間呈現，自然倍感震撼。亦由於全劇只有兩個角色，而且有大量對白及情緒 變化，絕對是演員的一大挑戰，陳炳釗再踏台板演大學教授依然稱職，雖然之前因病要把演出延期，但看總綵排時已經恢復得七七八八，正式演出時定將更加精彩； 而是次重演，首演時飾Carol的鄭綺釵轉任聯合導演，Carol一角就由蔡運華與梁菲倚輪流演出，相信每一場都必定會併發出不同的火花。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注意性騷擾的議題，相信很多人都會有所避嫌而很少會再出現《奧》劇中教授所犯的錯，不過劇中所帶出的議題其實還有很多，特別是有關 權力與大學教育的迷思。例如教授一方面對教育精英制嚴加批評，但另一方面又要子女入讀名校；既不認同大學教育的模式，但卻爭取於校內獲終身教職，這些矛盾 令角色更立體有趣，亦讓觀眾有所反思。此外，女學生由戰戰兢兢向教授提出疑問，到後來理直氣壯，以組織之名向教授作出反擊，當中的權力轉移與生成都值得我 們討論。這一點在是次重演的舞台調度與佈景上亦見一斑，第一幕教授在重甸甸的書桌後面對觀眾，到第二幕隨著求助者與施援者的身分互換，書桌的前後也轉移， 而教授的主導地位也慢慢被女學生奪得，至第三幕這些權力象徵都失去後，二人當中是否仍有勝利者則留給觀眾定斷。

就如劇名Oleanna，其實是十九世紀挪威裔美國人的烏托邦社區之名，而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教改聲音不斷，男女平等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理想在不同價值觀與勢力的影響之下，還存在嗎？還值得追求嗎？